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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外延

稿件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从习近平有关民生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出发,可以发现,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是立足于让人民幸福的大民生观,涉及到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及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具有明确且稳定的内涵与外延,目标指向十分明朗,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体系。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不仅因为其最贴近百姓生活,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且因为其有着区别于习近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稳定的内涵与外延,即对具体目标指向及相关实践活动的指导有别于上述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性文献中,往往习惯性地将民生简单纳入社会建设范畴,或者在社会建设与民生之间划上等号,这是一个存在局限性的认识误区。从现实出发,民生与社会建设确实紧密相关,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即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要。但两者又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概念,因为即使是物质文化需要也还要体现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必须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市场交易、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等经济行为来加以满足,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等民生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何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既表现在对经济民生、社会民生的追求不断升级上,事实上也已经从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扩展到了政治民生、法治民生、生态民生上。因此,民生是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主要依托但又超越社会建设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对民生范畴的理解必须以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和开放的精神来把握其变化规律,这是理解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深刻内涵与外延的出发点。

一、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在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习近平开宗名义地向全世界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明确,“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奋斗目标”。[2]“永远”二字和他在2016年所强调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3]是一致的。在他提出的治国理政基本方略中,对中国民生的发展做了如下界定:“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这些表述揭示了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内涵即其本质属性,是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换言之,就是顺应人民群众伴随国家发展进步而不断升级的民生诉求,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治、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促使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最终引领全体人民步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具体而言,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包括了如下含义:

   1.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前已述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判断,核心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所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加广泛,也更高级。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要”的全部内容及其升级形态,还包括基于体面、平等、安全、尊严、权利的民主、法治等深刻内容及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非原有的“硬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或者不再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任务,而是在新时代呈现升级态势,由原来的追求过上温饱或者小康生活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型转向综合发展型,即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可见,原有的“硬需要”还将持续不断地发展;而日益增长的“软需要”则表现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及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这种美好生活需要并非物质财富增长就可以自动解决的,它的满足有赖于社会文明进步与新的制度建构。只有同时不断地满足人民的“硬需要”与“软需要”,才能称得上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社会主义做了这样的界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句话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追求和最高奋斗目标,同时科学地、最简洁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这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人的依赖关系(真实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这段话实质上揭示了人的发展是一个从依赖性发展到独立性发展再到自由个性发展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人类历史发展第三阶段的“有个性的个人”就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相统一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体脑结合、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也包括人的个性的彻底解放,即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志趣、意向等在没有外来的“异己力量”干涉下,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始终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最高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也是以此为最高价值追求的,但从价值追求到具体实践会有一个历史的过程。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阐述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追求。2018年4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活动时,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9]这是对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进一步阐述,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国化并能够用以指导中国民生发展实践的具体表述。

  3.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国家发展目标。只有追求共同富裕,才能不断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是一个目标清晰但需要渐进的进程,它应当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最终把全体人民领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一方面,共同富裕需要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从而要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壮大能够长久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要以富民为重,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向民生倾斜,藏富于民即强国之本,富民即能有内需,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包括民主法治保障、司法公正保障、收入分配正义保障等等,其中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至关重要,它能够真正解除人民群众的生活后顾之忧并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安全的预期,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敢于消费并不断提升其生活品质、生活品位。在此,有必要为“福利”“福利社会”正名,它是源自人民群众内心的诉求,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是公平正义、积极向上、具有长久竞争力的社会,而绝非是懒惰、消极、缺乏竞争力的代名词。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以及在许多国家的普及,才使资本主义从野蛮时期进化到文明时代。在我们国家,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这样的问题早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文献中就清晰地做出了回答,这就是为民生福祉、共同富裕而发展。[10]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具体的举措。因此,“福利”“福利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迄今还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不是其固疾得到了根治,而是引入了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社会主义元素,是这一元素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疾和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福利社会作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最集中而又具体的、恰当的表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必定是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所追求的是全体人民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既要物质丰裕,也要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当然,罗马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共同富裕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作为一个美好的民生发展目标,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应当且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只要按照习近平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各种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把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制定科学的合理的分配制度,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使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和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就能够步入高度发达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还应当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其思想体系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2015年9月28日,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同时主张“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11]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解决当今世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2]这种国际主义胸怀,表达的是中国在满足本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在顺应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来给当代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途径与选择,最终促使国内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与世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共达。

二、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外延

  如果说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深刻内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和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终极目标,彰显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尊重多样化的价值追求。那么,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外延则是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同层次与满足这种需要的供给形态的总和,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两大类和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两层次,具体目标指向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除贫困、健康、环境、安全、民主、法治等领域,它们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多维度结构体系。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民生诉求必然受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刻影响,但从来都不是只局限于物质层面,还有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制度文明等层面的诉求,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与时俱进的选择与获得的差异而已。即使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类也将图腾文化和对自然的崇拜作为精神寄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亦出现了各种政治文明和追求理想国的主张,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等先贤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均提出过对理想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主张。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劳动权、休息权、福利权等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并事实上获得了多项社会权益。特别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于1883-1889年间在德国创立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可以视为人民兼具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诉求得以部分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同时并存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建设社会主义和多方面、多层次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只不过在生产力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形下,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难以达到良好的境界,这一时期人民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物质生活资料为主体的需要上。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精神需要的诉求便日益增长,从而使人的需要向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社会愈是发达,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愈高,精神需要就愈是全面。因此,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外延就是包含了物质文化需要在内的各种美好生活需要,其彰显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

  前已述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生诉求是有所不同的,所呈现的是从低端民生需要向高端民生需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中,也表现在人民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也表现为一般规律。就像一个生活贫困的流浪者可能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但流浪者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可能以很高的精神追求群体形象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因此,个体可以有例外,群体则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民生诉求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如果说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分类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人的需要的内容归纳,那么,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则构成了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论述的思想话语体系人的需要的两个层次,这就是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外延。这种划分虽然是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表述,但均同时包含了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完全符合人类有史以来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客观事实。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包含了物质文化需要,但显然更具发展性与开放性,既包括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升华,更体现在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需要上。因此,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中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所反映的是人的需要日益增长与不断扩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这显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表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顺应人民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含义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实质更高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时,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取代以往历次党代会上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表述,标志着一个以满足有限、低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旧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一个以满足全面、高端的民生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新时代的开始,是从民生视角反映国家发展根本使命与目的的升华。

与1956年提出的“经济文化需要”和改革开放后提练为“物质文化需要”的概念相比,习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内容更丰、跨域更广、层次更多、追求更高,是一个可以让人民幸福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完整结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体系,它包含了持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

  1.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一个“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4]习近平的“民生八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呈现出全面升级态势,反映的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上的着力点。

  世界银行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定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8790美元左右,和人均GDP接近。如果此后几年人均GDP和收入维持2017年增速,则大约在2022年,中国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15]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下列一组收入与消费结构指标能够客观反映中国民生发展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为13843元,中等收入组为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为34547元,高收入组为64934元。同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79.6%,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到2012年达到30%、2015年达到40%,2017年再提高到45.7%,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16]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21743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1218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11416万辆);移动电话用户141749万户,普及率达102.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854万户,移动宽带用户113152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达35.4%);全年国内游客50亿人次,国内居民出境14273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13582万人次),赴港澳台出境8698万人次。[17]这一组数据所反映的不仅是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在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也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已经成为大众化消费。还有所有老年人都能够按月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全民医保的目标基本实现,等等。因此,就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中国民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早已今非昔比。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民生“八更”,人民群众还希望水平更高、质量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活品位更高。这是国家快速发展进步的客观标志,也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必须妥善应对的挑战。

  2.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尽管精神需要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生需要,但追求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却只能在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才可能出现并变成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8]这是大民生观的具体体现,所追求的是全方位、高层次的需要,特别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民生需要具有主观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即使物质再丰裕,也替代不了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的追求。因此,精神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不可替代且日益广泛的组成部分,它追求的不仅是体面,更是自己的权利与尊严,是获得全面发展的保障,从而是民生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质的升华。可见,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日益集中地体现在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诉求上。迈向新时代,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固然是人民幸福的基础,但人民不仅希冀获得更高质量、更有品质的社会产品,更期盼享有自由、平等、尊严的精神生活,以不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民之所需为政之所向

  从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可见,其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即民之所需为政之所向。一方面,他关于民生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均是基于问题导向并具有前瞻思维的方法论,是抱着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对现实中国的深刻了解、对人民诉求的深切理解而形成的。他对民生问题的思考结晶无一不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无一不是针对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关切的回应;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观点与主张,无一不是为了解决现实民生问题和促进民生发展,并在民生发展进程中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19]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进而指出,“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我们的民生工作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20]以民之所需、民之所难为政之所向,这种问题导向构成了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鲜明特点,也是其能够指导中国民生发展实践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所在。

  综观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具体目标指向,主要可以概括为解决民生“五难”、实现民生“七有”、追求民生“八更”、提升民生“三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民生五难”,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21]同时强调要促进“民生七有”,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22]他还用“民生八更”来概括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23]并用“民生三更”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4]来进行整体性概括。如果说“民生五难”指出的是现实民生中的难题和对人民群众诉求的高度认可,“民生七有”则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诉求的真切回应;而“民生八更”既涵盖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全面升华,也蕴含了关乎新时代人民幸福的精神需要,体现的是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需要之准确把脉,从而实质上表明了中国民生发展的长期主攻方向,同时也指明了党和政府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民生工作的努力方向。“民生三感”则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整体性展示,它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怎样更好地满足人民期待的问题。

  从前述一系列论述来看,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构成了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的基本目标指向,而结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其他场合的深刻论述,民主、法治等亦是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容。因此,虽然他在论述民生问题时重点强调的主要是物质文化需要的升华,但在论述文化、民主、法治等问题时均与民生相关联,“民生三感”离不开民主、法治的保障。可见,其完整的民生思想实质上是民之所需即政之所向,凡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党和政府均应当做出回应,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加以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三感”的提升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民生五难”的解决程度和“民生七有”“民生八更”的满足程度。同时,“民生三感”共同建基于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物质保障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的机制保障上,涵义虽然不同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没有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获得,幸福生活就失去了基础,但获得与幸福又并非直接对应的,获得多不等于幸福指数高。而安全感对获得感、幸福感具有保证意义,没有安全作保证,获得也有失去的危险;失去安全保证,幸福感也无从谈起。因此,从整体上提升“民生三感”需要全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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